科教兴国 芳菲琼楼

作为一批与共和国同时成长的科技工作者，我们有幸拜读了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宋健的两部著作《论科技兴邦》和《科学与社会系统论》，感到格外亲切，又非常熟悉。透过那字里行间油墨的芬香，我们仿佛看到一位指挥员深入第一线指挥战斗的身影；仿佛听到他的呐喊和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科技事业充满诗人激情的吟唱。

宋健1984年被任命为国家科委主任，1986年又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到1998年卸任时，他领导中国的科技事业达14年之久。《论科技兴邦》和《科学与社会系统论》这两部书收集了他在这14年间所写的主要文章、报告、讲话和诗词，充分地反映了他做为一名科技界的领导者和著名科学家的心路历程，是他人生一个阶段的美好总结。

人生难得机遇。这一点宋健是非常明了的。在科研中，他遇上了控制论，便抓住不放，终有卓著贡献。当他被推上科技工作领导岗位以后，他知道这也是一个机遇，同时他更多地把它当作一种使命。宋健抓住了机遇，担负了使命，并取得了成功。

在实施“面向、依靠、攀高峰”科技工作指导方针的过程中，宋健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首倡“星火计划”，即依靠科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计划。正如宋健所说的，星火计划的宗旨是“把科学技术的恩惠撒向人间”。这个计划198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试点，次年全面实施。中国的农村太贫困了，中国的农民生活太苦了，为了农村的脱贫，也为了农民的致富，宋健到处奔走“呼号”。他的足迹踏遍神州，特别是那些老少边区和穷乡僻壤。在沂蒙山区，在西北大漠，在西南边陲，在南海之滨，他一路考察，一路思索。农民的困难常常叫他揪心，而农民因科技而得到的实惠，又叫他兴高采烈。他把农民应用科学技术称为“全民族的科学觉醒”。在《科学与社会系统论》一书中收进的《把科技“星火”播向农村》、《让“星火”燎原》、《向贫穷落后挑战》等文章，正是他心血的结晶。

会思考的人是幸福的。当然，每个人思考的问题不尽相同。有的人为个人的利益而思考，斤斤计较，稍有所获便沾沾自喜；还有一种人则为国家、为事业而思考，呕心沥血，乐此不疲。宋健就是这后一种人。他在国内调研或出国考察，总是如饥似渴地听、看、记和想。即使在旅途上，他也要和同行一道探讨问题。他在北欧访问时，听到北欧人的豪言壮语：“世界是我们的工厂，世界是我们的厨房”。他考虑：“星火计划可以让农村脱贫致富，让农民过上温饱生活，那么怎样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走上富强之路呢？”他的结论是：必须依靠高科技，必须使高科技尽快实现产业化。1986年他亲自主持制定了“火炬计划”，1988年实施，为实践“面向、依靠、攀高峰”的方针又点燃了一把火。火炬计划，即发挥我国科技力量的优势，推动高技术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促进高技术产业走上国产化发展道路的计划。实践证明，火炬计划以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为目标，为高技术成果商品化铺路搭桥，为“863”计划、攻关计划等诸科技计划成果进入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论科技兴邦》一书中，收入《高技术产业的火炬》、《培育新产业塑造大企业》、《发展高科技的新基地》等三文，是宋健对高科技产业化思考的代表作。火炬计划的成功实践，高科技逐渐形成产业化，受到江泽民主席的首肯。

宋健作为一名颇有成就的控制论科学家，深知科技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在实行“面向、依靠、攀高峰”的方针中，他一再强调攀高峰一定要加强和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离开基础研究来谈科技发展，那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基础研究支撑的高技术，那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更好比把大厦建在沙滩上，经不得风，经不得雨。

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是与科技体制改革共生的。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曾经发挥过先锋军的作用。在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宋健深入研究院所，与科技人员座谈，倾听科技界的呼声和建议。1992年春，他率队到大连召开东北三省科技工作座谈会，听取基层科技人员和干部的意见。面对纷繁复杂的呼声、意见和建议，宋健应用控制论的理论进行总结、升华，通过总结——升华——再总结——再升华，最后归纳抽象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这八个字后来就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它既保证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正常运行，又“推动结构调整和人才分流，鼓励以技术开发为主的科研机构，多途径、多形式地与企业结合”。（摘自《论科技兴邦》一书的“史赋重任”篇）党中央、国务院已在各种文件中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

过去我们对秦以前的研究十分不足，对夏商周的记载更为模糊。宋健博读史书，他的目光很快就聚焦在这些模糊的记载上。在访问希腊、埃及时，他发现灿烂的爱琴文化、古埃及文化可以有据可稽地上朔到公元前3000年乃至4000年，而泱泱华夏大国，悠久文明之邦，却因缺少必要的文字记载和考古研究而黯然神伤，难以与之比美。这一断代历史必须补写上，也能够补写上。考古发掘不断增多，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准确地测定文物年代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如果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联手合作研究成功，我国历史将向前推1400年。于是，一个发起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思路在宋健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作为科学家，他是敏锐的。但作为领导者，他又是谨慎的。他首先致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想听听老先生的意见。不久，周谷老就给宋健复了一信，表示坚决拥护。目前，这一研究工作正风风火火地开展着（参看《论科技兴邦》中的“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篇）。

凡是同宋健一道工作过的人，常常为他的忘我而折服。他夜以继日地劳作，往往日无宁寝。为什么他这样如痴如迷地热爱着科技事业，他的惊人毅力和执著追求又从何而来呢？